周天勇: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初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国增长经济学之迷猜想之一

周天勇: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初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

  读孙林林和任若恩《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一文,1981到1984年产出增长率9.56%,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45%,TFP对经济增长部分的贡献高达67.47%。1984~1988年、1988~1994年和1994~2002年三个时期资本投入都是首要的经济增长来源,TFP占增长率比率分别下降为29.37%、42.23%、12.19%和34.58%。而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李京文和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中的计算,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降低到仅为4.12%。

  传统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TFP主要来源于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知识进展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变动,TFP在GDP增长中的比率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初这样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后来又下降一半,甚至更低。是一个经济变动规律的悖论,也是一个经济学之迷。

  我认为,其并不主要来自于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体制从一元向二元改革释放的红利。从一元利益向个人和企业利益二元利益并存,从一元计划(土地如生产资料、产品、实物如住宅)配置向二元计划与市场(要素、资产、资源、商品)并存,从一元计划价格向一些产品由市场定价并存等转型。

  一是利益分配从一元国家和集体谋划再分配给企业和个人的体制,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并用其调动劳动生产积极性的二元利益体制转型,释放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这种二元利益体制,形成了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和企业经济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户,自己劳动,出售产品后自己分配,多劳多得;城镇企业实行计件等工资制,多出产品、工作质量高,工资奖金多。这与集体和单位过去劳动、工分平均、工资差距不大,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年终所得或者工资数量一样相比,农村劳动力多劳动所得通过自己出售自己的产品得以实现。1977年农业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为12.31亩,亩产为313斤,劳均为1927斤,1979年联产承包后,劳均播种面积为12.49亩,亩产371.3斤,劳均为2320斤/人,亩均和劳均产量分别提高18.63%和20.37%;1984年劳均播种面积为10.97亩,亩产提高为452.77斤,劳均为2639斤,更是比1977年增长了44.41%和36.93%。因此,TFP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于土地承包后的劳动效率提高。

  二是农业内部不同产品生产劳动力配置改善释放的增长潜能。农业内部,不同的产品,其劳动投入的收益率不同。在一个即使劳动力出工又出力的产品领域中,如果其比较收益率较低,农业总增加值增长潜能的释放也会遇到瓶颈。农村改革后,劳动力投入(配置)除计划种粮外,联产承包后,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种植和养殖的选择及决策权。种粮效率提高后,腾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改革后农民利益最大化动机使其可以选择价格和收入较高的经济类农产品生产。1978年到1985年间,果园种植面积从2486万亩增加到4140万亩,茶园面积在1570万亩左右变动不大;水果产量从657万吨增加到1184万吨,茶叶产量更是从26.8万吨增加到42.3万吨。肉类产量从1062万吨增加到1927万吨,油料从402万吨增加到1578万吨,奶产量从114万吨增加到250万吨,水产品从470万吨增加到了705万吨,蜂蜜产量从1980年的9.63万吨增加到15.5万吨,禽蛋产量从1982年的281万吨增加到了535万吨。棉花从205万吨增加到415万吨。其他蔬菜、中药材、花卉、食用苗菌等农产品在改革后都大幅度增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从951亿元增加到2564亿元。农业农村计划生产放开后,农民将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于比粮食单一产出高的农业其他行业和产品生产中,投入数量没变,但产出却大幅度提高。

  三是农村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改革开放初乡村土地使用灵活,集体有一定的建设权,通过乡镇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乡镇企业占地办厂,劳动力和土地得到了组合,在内部纠正了土地不能交易流动的体制扭曲,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农村劳动力除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以及在农业内部改善其配置外,还可以在农村从事第二产业,实际上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开放来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从要素投入来看,一是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的工业中,开始从工分制改革为工资制,劳动力被定价,劳动力要素被货币化,但是有成本较低的优势;二是农村中的土地为生产和生活资料,实物分配投入,禁止交易,但是有土地成本几乎为零的竞争力。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被乡镇企业所组合,集体所有土地不允许交易的扭曲可能的损失,被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收入所纠正。机器设备可以由城镇国有企业淘汰转移到农村,生产技术可以聘请星期日工程师和国企退休技术人员培训和指导。可以在农村产业间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不允许交易及没有价值的土地,其生产潜力在乡镇企业的组合下,得到了释放,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从乡镇企业这种生产被容纳的可能性边界看,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生产力还不发达,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中,供给短缺的时期较多,这样一种供需格局,加上计划与市场并存,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提供了一个20年左右时间的市场机遇期。农村乡镇企业1978~1984年,就业从2827万人增加到3848万人,增加值从208亿元增加到633亿元,占GDP的比率从5.7%上升到8.7%。

  总之,从一元体制向二元体制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过去被压抑增长潜能释放的过程,TFP在80年代初的大幅度提高,主要还是源于一元体制的开始改革。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